目前，無論西方還是中國大陸的許多學者，都沒有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八個字作為一個整體來嚴肅對待。當前關于改革的爭論，或者是只強調前四個字或者是只強調后四個字。那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八個字作為一個整體能不能成立呢？

　　如何理解社會主義

　　關于社會主義這個概念，英語世界流行的《韋氏大詞典》1848年做了如下定義：社會主義是《羅馬農業(yè)法》的現(xiàn)代表述。《羅馬農業(yè)法》主要是挑戰(zhàn)少數(shù)貴族擁有、霸占土地的問題。羅馬的土地原來是公有的。但是，羅馬帝國經過不斷征戰(zhàn)之后，土地逐步被少數(shù)貴族霸占了。《羅馬農業(yè)法》實際上給出了個人擁有土地的上限，限制人均擁有土地的額，并對高度不平等的土地進行再分配。《羅馬農業(yè)法》主張：當時高度不平等的財產分配是不合理的，而且是可以改變的；不要迷信現(xiàn)存財產關系的合理性，而要對現(xiàn)存生產關系進行改造。法國社會主義政黨的創(chuàng)始人饒勒斯在《社會主義史：法國革命》一書中曾記載，法國大革命經歷了很多次復辟與反復辟，在復辟時期中曾有這樣一條法令，任何人主張《羅馬農業(yè)法》以及與該法類似精神的人要被處以死刑。《羅馬農業(yè)法》實際上構成了西方歷史中一個象征性的符號，象征著要對現(xiàn)存生產關系進行改造。從歷史的發(fā)展來看，社會主義的個意思，就是要對現(xiàn)存的財產關系有一個挑戰(zhàn)的態(tài)度，即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講的要消滅私有制。現(xiàn)在我們面臨的情況很復雜，要多種所有制并存。但是，從社會主義這個概念的歷史來看，追溯到《羅馬農業(yè)法》、《共產黨宣言》等，社會主義是要有公有資產、公有財產的。這是社會主義的個重要含義。

　　此外，社會主義的第二個意思是廣泛的“社會民主”，特別是經濟民主，勞動者不僅僅是出賣勞動力。“社會民主”，不是指歐洲具體的社會民主黨。在西方社會主義者看來，法國大革命創(chuàng)立的政治民主還不夠，還需要擴展到其他領域，所以叫“社會民主”。廣泛的“社會民主”就需要把政治民主推廣到社會、經濟、教育、文化等領域。例如，婦女解放是社會主義運動很基本的一個內容。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婦女是沒有財產權的。《羅馬法》曾明確規(guī)定：妻子和子女是丈夫的奴隸。丈夫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決定是否取消妻子與子女的奴隸地位。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個全國性立法是《婚姻法》。《婚姻法》取消了一夫多妻制，并且規(guī)定男女平等，財產夫妻共享。《婚姻法》是高度民主化的法律，是社會主義運動爭取的結果。在此，特別強調，“社會民主”里面要有經濟民主。例如，在企業(yè)里，勞動者要有更多的發(fā)言權，而不是被動出賣勞動力。總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要有公有財產，要挑戰(zhàn)現(xiàn)存的財產關系；二要有經濟民主，勞動者要有發(fā)言權，而不僅僅是出賣勞動力。

　　如何理解市場經濟

　　那么，公有資產、“經濟民主”與市場經濟是否可以結合呢？西方大多數(shù)學者、新聞記者都認為：中國是由于共產黨在執(zhí)政，才在市場經濟前掛上社會主義這樣的名號。一些對中國友好的人士也想不明白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認為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國內一些經濟學家也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那么，到底公有資產與市場經濟能不能結合呢？

　　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統(tǒng)就是公有資產在市場經濟下運作的一個很成功的例子。與壟斷源代碼私有產權的Ｗｉｎｄｏｗｓ操作系統(tǒng)相反，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統(tǒng)則是公有性、開放性的產權。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統(tǒng)的發(fā)明人Ｌｉｎｕｓ認為，Ｂｉｌｌ Ｇａｔｅｓ憑借這種壟斷的操作系統(tǒng)賺錢是很不合理的，因此Ｌｉｎｕｓ將他自己開發(fā)的源代碼開放。現(xiàn)在，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統(tǒng)已經占據了全世界33％的操作系統(tǒng)市場，而開放源代碼的另一勁旅Ａｐａｃｈｅ操作系統(tǒng)也已占據了60％的網絡技術市場。Ｌｉｎｕｘ和Ａｐａｃｈｅ操作系統(tǒng)是公有性的知識產權，并已經具有在市場中打敗微軟這種私有性知識產權的趨勢。ＩＢＭ已經正式宣布與Ｌｉｎｕｘ和Ａｐｐａｃｈｅ合作，建立與開放源代碼的操作系統(tǒng)對接的平臺。而且，西方已經發(fā)展出了一套保護開放性的源代碼這種公共資產的法律制度，即所謂的“Ｃｏｐｙｌｅｆｔ”，這與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版權）相反，即，在公有性源代碼條件下，開放源代碼可以有機會被任何人改進，但改進后不得將整個產品申請專利。也許有人會說，公開的源代碼不同于傳統(tǒng)意義上的公有資產。但財產所有權是一個權利束，包括使用權、轉讓權、閑置不用權、浪費權等。Ｌｉｎｕｘ是在動態(tài)中發(fā)展的一個公有的權利束。公有財產權的定義包括非排他性或者非競爭性。公開源代碼沒有排他性，任何人都可以改進源代碼，所以Ｌｉｎｕｘ 是一個公有的財產。據統(tǒng)計，現(xiàn)在全世界有上百萬的義務從事Ｌｉｎｕｘ軟件開發(fā)的設計師。

　　上述Ｌｉｎｕｘ例子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一種簡單保守的意識形態(tài)，其基本原則和價值觀確實能夠代表先進生產力和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然而，是否代表先進生產力是需要論證的，不是簡單地喊口號。公開源代碼在市場經濟中的成功運作，是一個成功的、在前沿生產力領域體現(xiàn)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精神的例子。

　　簡言之，市場經濟有兩個特點：一是有大量獨立自主的分散決策，二是產品以交換為目的進行生產。經濟活動雖然應該有宏觀的調節(jié)，但是大量獨立的決策主體才能反映人民的自主性和創(chuàng)造性。生產主要是為了交換，而不是自給自足。雖然歷史上市場經濟這樣一種經濟體制確實與資本主義有很多結合。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市場經濟只能與私有財產、資本主義結合。例如，市場經濟不僅有資本主義的，而且有奴隸制市場經濟。奴隸制市場經濟是西方歷史上發(fā)達的經濟制度。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可行性

　　下面，進一步從理論上討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可行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方面，公有資產在市場經濟中要有市場收益，而不是被人白白占用；另一方面，經濟民主在市場經濟中能夠存在和發(fā)展。首先，公有資產會使得市場經濟更有效率。這一點，我深受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的啟發(fā)，他是凱恩斯的學生，也是現(xiàn)在世界各國使用的ＧＤＰ核算法的兩個發(fā)明人之一。米德繼承了“自由社會主義”的傳統(tǒng)。米德一個深刻的論證就是“公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可以降低對稅收和國債的過度依賴，提高整體經濟效率。”國家如果不能依賴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則只能依賴稅收和國債。但稅率過高會降低個人和企業(yè)工作和創(chuàng)新的積極性。這樣國家不得不依賴發(fā)行國債。但國債過高后又會抬高利率，不利于生產性投資。將國有資產、稅收和國債三者做通盤考慮，通過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來降低稅率和減少國債，是米德對“自由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貢獻。

　　以香港為例來直觀說明米德的“自由社會主義”中公有資產收益和稅收的關系。香港連續(xù)數(shù)年被國際評級機構評為世界上“自由的經濟體”，因為香港稅率很低，鼓勵人們創(chuàng)業(yè)和努力工作。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稅率同時又能給居民提供免費的基本醫(yī)療，是因為香港政府有一大塊公有資產——土地，其土地使用權的市場拍賣收益為政府所有。這也是和19世紀社會主義運動有密切關系的，當時亨利·喬治的地租社會化、土地國有化理論在世界影響很大。米德提出“倒轉”英國的國有化模式，政府減少行政管理，但從國資中代表全民真正拿到市場收益。這是米德“自由社會主義”綱領的首要特征，和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在混合經濟中，我國的公有資產可以發(fā)揮類似香港土地的作用。因此，不能把簡單出賣公有資產作為我們發(fā)展的主導型思路。尤其不能腐敗性、運動性、指令性地賣公有資產，像今年黑龍江的賣國企指標。近齊齊哈爾第二制藥廠的假藥已造成10多人死亡，很多人沒注意到齊齊哈爾第二制藥廠剛私有化不久，原工人大多被解雇，換上工資更低的農民工，內部管理混亂。香港的例子也啟發(fā)我們應當發(fā)揮公有資產的市場收益，而不能簡單變賣。當前國企和國資體制確實需要改革，但改革不等同于簡單私有化。當前國企和國資體制的問題在于，政府一方面對企業(yè)管得很多，但另一方面卻沒有從國企中代表全民得到多少利潤。國資委管轄的166家大型國有企業(yè)，不向財政部上交利潤，不進行國有股分紅，但其中在紐約上市的中石油、中石化卻向海外個人股股東分紅。現(xiàn)在，中央已經決定今年要國企分紅，這是一件意義深遠的變革。具體問題是財政部和國資委之間在爭論：分紅收益交給誰，由誰來管理。但總的方向已明確：政府要減少對國企的行政性管理，國有企業(yè)不應該有行政級別，但政府要代表全民從國資中獲得市場收益。

　　“社會分紅”是米德“自由社會主義”綱領的第二個特征。“社會分紅”是指每個公民，沒有任何其他條件、僅根據其年齡和家庭狀況就可以獲得免稅的社會紅利。設立社會紅利有兩個基本考慮：給每個人提供同樣的、基本的、無條件的收入來促進平等；提供一部分不受勞動市場靈活性所要求的變化的影響的收入，來減少個人風險。社會分紅現(xiàn)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實踐。比如，自1982年起至今，美國的阿拉斯加州政府用該州的資源收入撥款設立一個獨立于政府之外來運營的資源基金，連續(xù)24年給在該州居住6個月以上的公民發(fā)放社會分紅，每人每年幾百甚至上千美元不等。

　　社會分紅啟發(fā)我們在社會保障體制上可以有所探索，并對現(xiàn)有的西方保障體系給予創(chuàng)新。社會分紅優(yōu)越于傳統(tǒng)的“有條件收益”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的地方在于，前者調動了受益者對接受低收入職業(yè)的積極性。這種現(xiàn)象乍看起來違反直覺，因為“無條件的社會紅利”似乎比有條件的收益（基于失業(yè)和疾病）更加削弱了接受低報酬工作的積極性。米德用下面這個例子來說明直覺在這件事情上是錯誤的：“一個有80元的社會紅利和20元的有條件收益作為補充的接受者將更加積極地去謀取外界的收入，只要那些收入在扣除所得稅后大于20元；但是如果他或她整個地依賴于100元的有條件收益，那就不能刺激他們接受外界低于100元的收入。”在中國的局部地區(qū)，社會分紅的萌芽狀態(tài)也已經出現(xiàn)。浙江與江蘇為了獎勵計劃生育而規(guī)定，農村夫婦嚴格遵守了國家的計劃生育，孩子是女孩的，政府就保證在孩子到一定年齡時候發(fā)錢。

　　借鑒阿拉斯加州的經驗，我們可以設想建立“中國人民信托基金”。與阿拉斯加的石油公共資源類似，我國中央國企大多分布在自然壟斷的基礎產業(yè)部門，如中石油、中石化。這種較有保證的壟斷收益更應造福全民，而不是為部門或少數(shù)人獨占。我們完全可以借鑒阿拉斯加州的做法，將166家中央國企利潤的50％作為本金建立“中國人民信托基金”，再將“中國人民信托基金”投資收益的50％作為社會分紅發(fā)給每個公民。

　　如果按2005年的數(shù)據測算，166家中央非金融企業(yè)6000億元人民幣利潤的50％是3000億元。用這3000億元建立“中國人民信托基金”，如果這3000億元投資能產生10％的年收益，即300 億；將300億元的50％，即150億，用于對全國人民進行“社會分紅”，每人大約10元多一點。另外的150億，相當于2004年中央財政收入的1％，可由人大批準用于其他社會經濟項目。這個數(shù)目初看起來是不多，但如果以后每年都能有兩三千億元的利潤投入基金本金，幾年以后基金本金就會變成上萬億元。假如，從第二年到第五年每年中央非金融企業(yè)能有3000億元投入“基金”，到第五年后基金本金會增長為15，000億元，即使是5％的年收益也能產生750億，750億的50％即375億元可用于社會分紅。基金本金會越積累越多，社會分紅的數(shù)額也會翻番。全國人大每年還可討論是否根據需要將中央金融企業(yè)利潤、國有土地使用權拍賣收入的一部分注入“中國人民信托基金”，這樣10年之后社會分紅的數(shù)目將會很可觀。這將打破“公有和人人無關”的神話，調動廣大人民關心國有資產的積極性，也能促進政治民主的發(fā)展。

　　要談的一點是，經濟民主在市場經濟中也是可行的。現(xiàn)在流行的“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股東有限責任制，并不只是資本主義的。事實上，正是為了工人合作社的發(fā)展，穆勒才在1855年力主在英國議會中通過了不需特許的普遍的有限責任制。亞當·斯密《國富論》是反對“東印度公司”的股東有限責任的，因為這樣一來，資本家不承擔全部成本，僅僅以出資額為限，資本家不會傾家蕩產，企業(yè)倒閉，銀行和職工受損。19世紀的社會主義者認為，股東有限責任的邏輯含義是：資本家在企業(yè)盈利時也不應獨享利潤，因為他在企業(yè)倒閉時并不承擔全部責任，而是事實上與社會分享。因此，勞動者不應僅僅是勞動力出賣者，而應參與企業(yè)管理，分享利潤。米德設計的勞資合伙企業(yè)就是一個例子：外部的股東擁有資本參股證（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ｈａｒ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ｓ ）、內部的工人擁有勞動參股證（Ｌａｂｏｒ Ｓｈａｒ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ｓ）。

　　這個計劃的運作機制可以粗略地概括如下：“在勞資合股企業(yè)里，工人和風險資本家作為合伙者共同管理企業(yè)。資本家擁有的資本股可與資本主義企業(yè)中的普通股相比。工人合伙者在企業(yè)中則擁有勞動股。勞動股有權和資本股按同一比率分紅，但是它們依附于每一個單個的工人合伙者，當他或她離開企業(yè)時被取消。如果勞資合股企業(yè)中任何一部分收益沒有分紅而是用于企業(yè)發(fā)展，新的資本股，其價值等于他們犧牲的紅利，將分配給現(xiàn)有的所有資本股和勞動股的持股者。勞資合股企業(yè)的協(xié)調極大地減少了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利益沖突，因為任何通過提高其持股者紅利比率以提高某個團體境況的決策都將自動提高其他團體的持股者的紅利比率。”

　　我們的國家股、法人股也可以和勞動股組建勞資合伙企業(yè)。如果我們考慮公有資產的市場收益、考慮勞動者的經濟民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8個字就是有極為豐富的內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