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維數碼控股有限公司前主席黃宏生因涉嫌盜竊和詐騙5000多萬港元，2000年7月13日被香港區域法院判處有期徒刑6年。
      從2004年11月30日，黃宏生因涉嫌造假賬和挪用公司資金被香港廉政公署逮捕，到一審判處有期徒刑，海內外媒體進行了深度報道。根據一審法院認定的事實，2000年初創維數碼香港上市后，黃宏生找到一位名叫王鵬的人出任公司顧問，先后向其支付5100萬港元，作為顧問費和采購彩色顯像管的傭金。此人后來又獲得了2500萬股創維數碼的認股權，認股數量僅次于黃宏生。法院查明，王鵬名下的資金全部落入了黃氏兄弟和黃宏生母親手中。
      在內地，黃宏生的行為可能會構成侵占罪。但是，如果由內地司法機關審判此案，那么黃宏生不可能被判處有期徒刑。
      道理非常簡單，因為黃宏生并沒有將財物占為己有，而是轉讓給了王鵬，司法機關不可能窮追不舍，通過王鵬這個污點證人，證明這筆款項終落入黃宏生手中。
      更重要的是，黃宏生的行為不是非法行為。在我國公司特別是上市公司中派發顧問費的現象非常嚴重。某些上市公司每年要派發數百萬的顧問費，這些顧問費都落入到上市公司負責人老師、親屬或者朋友的手中。在我國刑法中還有“為親友非法牟利罪”，但這一罪名主要適用于國有企事業單位。
      由此可見，盡管從形式上分析，我國刑法對公司犯罪或者侵犯財產的犯罪作出了十分嚴密的規定，但是，從具體的犯罪構成和法律適用結果來看，中國內地的刑法不堪一擊。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原因就在于，中國的刑法分則按照犯罪客體歸類，不同類別的犯罪構成要件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
      針對公司犯罪，我國在現行的刑法體系中專門創制了妨礙對公司企業管理秩序的犯罪條款，現在看來這些規定亟待改進。首先，認真思考我國刑法分則架構，改變目前這種過分依賴其他法律、行政法規確立罪名的立法模式，根據刑事犯罪的自身規律，重新制定我國的刑法分則。其次，改變按照犯罪客體分類定罪的做法，在認真研究犯罪構成的基礎上，從犯罪行為入手，科學確定刑法罪名。第三，針對公司領域中出現的大量犯罪活動，應當拋棄過去那種按照所有制分類確定公司犯罪的立法思路，將所有的公司行為納入同一個刑事法律規范中。防止由于主體的不同，而適用不同的罪名。
      筆者認為，在身份社會，社會資源主要控制在政府手中，刑法應當把經濟犯罪的著眼點集中在政府官員及其委派的工作人員身上，利用刑罰手段保護社會和公眾的財產。為了簡化刑法體系，可以將相關罪名進行適當歸并，相似的行為構成同樣的犯罪；也可以針對不同的行為設置不同的罪名，然后按照數罪并罰的原則，懲治侵犯公共財產和公民個人財產的犯罪行為。但是在契約社會，除了貪污瀆職犯罪之外，對經濟領域的犯罪應當一視同仁，不能因為公司的所有制性質不同而適用不同的規定，更不能根據公司內部不同角色，而創制不同的犯罪。
      我國新修改的公司法和證券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貫徹了契約自由原則，但公司法過分依賴民事訴訟來保護投資者的利益。事實上，無論是一般訴訟還是派生訴訟，都將耗費投資者巨大的成本，許多中小投資者寧愿放棄合法利益，也不愿意通過訴訟解決問題。這就為公司的大股東和管理層侵占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提供了巨大的空間。
      在司法環節，偵查機關過分依賴行政機關和監管機構，這就使得我國利用公司從事大規模犯罪的現象十分嚴重。在有些時候，國家設立的監管機構對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措施不力，且其創新的一些規則，讓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逃罪鉆了空子。
      黃宏生案件尚未塵埃落定，被告人正在謀求上訴洗刷罪責。但這一案件無論結果如何，都將對內地的立法和司法活動產生重大影響。如果我們不盡快完善我國內地的刑法體系，建立符合現代市場經濟要求的公司犯罪架構，那么將會有更多的人借助于公司這種現代市場主體從事大規模的犯罪活動。當然，從司法的角度來看，我國的司法機關應當盡快擺脫行政依賴，主動介入公司犯罪，真正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保護投資者的利益。